翦商（出书版） 第2节(4/6)
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 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 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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