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第8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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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着了,2000多年,的确是没有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叮猛咬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第七部分:谈孔说儒
    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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