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5/6)
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39]汇总，送左顺门[40]，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39]汇总，送左顺门[40]，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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