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3/6)
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前后花费两年时间。
[2]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屯田、虞衡、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司：营缮、屯田、虞衡、都水。营缮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紫禁城设计者蒯祥亦是工部营缮司官吏。
[3]中国古代史籍多称呼日本为倭国，本书一律采纳“日本”的正式称呼。
[4]明代接待外国使节，住宿的国宾馆称会同馆，南、北两京均设有会同馆。明英宗即位后，定会同馆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即现在东交民巷内。
[5]明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于是有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廷骗钱。那些日本人多是胆大的冒险者，没有管辖，朝贡完了后往往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倭寇的来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倭寇多入寇山东海滨郡县，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对方约束部属，各安其土。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误以为使者是蒙古所派，恼恨当年元军伐日，当场杀死其中五人，将杨载拘留了三个月，这才放还。朱元璋对日本国情也不了解，以为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为了减轻倭患，再度派赵秩出使日本。经赵秩解释后，怀良亲王这才知道中国已是大明王朝的天下，遂同意修好，且送还了部分被倭寇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口。自此，中日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然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怀良亲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国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不由得十分懊悔，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干脆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彻底断绝了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并开始闭关自守，对日本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日本在其《祖训》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所谓“不征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贸易活动采用朝贡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为了防止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始作俑的海禁制度正是明代倭寇猖獗的根源。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居民多以“以番舶为利”，不许下海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与其等着饿死，不如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极严，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走私商民多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由此才有了愈演愈烈的“倭情”。事实上，明中后期为害最烈的倭寇，主体其实是“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积极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朱棣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而当时的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已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治权力人物。由于明朝对朝贡使者赏赐极其丰厚，义满亦积极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其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建文帝三年（1401年），义满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中日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但仅仅允许朝贡贸易，对民间自由贸易，明廷依然严厉禁止。
[6]黄金家族是指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
[7]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辽宁一带。
[8]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
[2]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屯田、虞衡、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司：营缮、屯田、虞衡、都水。营缮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紫禁城设计者蒯祥亦是工部营缮司官吏。
[3]中国古代史籍多称呼日本为倭国，本书一律采纳“日本”的正式称呼。
[4]明代接待外国使节，住宿的国宾馆称会同馆，南、北两京均设有会同馆。明英宗即位后，定会同馆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即现在东交民巷内。
[5]明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于是有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廷骗钱。那些日本人多是胆大的冒险者，没有管辖，朝贡完了后往往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倭寇的来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倭寇多入寇山东海滨郡县，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对方约束部属，各安其土。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误以为使者是蒙古所派，恼恨当年元军伐日，当场杀死其中五人，将杨载拘留了三个月，这才放还。朱元璋对日本国情也不了解，以为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为了减轻倭患，再度派赵秩出使日本。经赵秩解释后，怀良亲王这才知道中国已是大明王朝的天下，遂同意修好，且送还了部分被倭寇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口。自此，中日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然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怀良亲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国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不由得十分懊悔，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干脆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彻底断绝了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并开始闭关自守，对日本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日本在其《祖训》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所谓“不征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贸易活动采用朝贡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为了防止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始作俑的海禁制度正是明代倭寇猖獗的根源。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居民多以“以番舶为利”，不许下海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与其等着饿死，不如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极严，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走私商民多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由此才有了愈演愈烈的“倭情”。事实上，明中后期为害最烈的倭寇，主体其实是“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积极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朱棣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而当时的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已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治权力人物。由于明朝对朝贡使者赏赐极其丰厚，义满亦积极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其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建文帝三年（1401年），义满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中日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但仅仅允许朝贡贸易，对民间自由贸易，明廷依然严厉禁止。
[6]黄金家族是指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
[7]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辽宁一带。
[8]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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