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4/6)
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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