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2/4)
骥迟疑道：“那个……”本想问丘濬与吴珊瑚之事，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改口道：“今晚珊瑚寿宴，珠娘会去吗？”
蒯玉珠白了他一眼，道：“当然要去。我又没做对不起珊瑚的事。”
朱骥道：“我也没……”不敢说完，顿了顿，终于鼓足勇气道：“刚才珊瑚来过，说她这些年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娶了璚英。”
蒯玉珠愕然道：“你竟然不知道？”朱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以为……”
蒯玉珠道：“当年你跟那蒋琼琼难道不是真的……”
朱骥忙道：“我只是送琼娘回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丽春院名妓。”
蒯玉珠道：“就算你不认识她，那样的绝色美人站在你面前，你想也该想到了。”
朱骥道：“我那时才十几岁，能懂什么事？”
蒯玉珠道：“算了，我懒得理你。我要见杨埙。”
她与朱骥自小一起长大，这几年对他态度蛮横，当然是因为他有负吴珊瑚，但三人情分不减，满以为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不料朱骥干脆地拒绝道：“不行。”
蒯玉珠很是惊愕，道：“为什么不行？我跟杨埙虽不是亲眷，却是苏州同乡。”
朱骥大手一挥，道：“这是规矩。”不再理睬蒯氏，转身进去官署。
蒯玉珠气得直跳脚，道：“亏我从小就帮你在珊瑚面前说好话，而今你当了锦衣卫指挥，了不起了？”
回来便厅，朱骥又处理了几起公文，见天色不早，便先回岳父家，告知妻子晚上要去吴家做客。
于璚英道：“你们那么多年的邻居，应该的。珊瑚刚刚失去伯父和父兄，夫君要好好劝慰她。”
朱骥问道：“我总不能空手而去，该给珊瑚带什么礼物呢？”
于璚英沉吟道：“女孩子无非喜欢服饰、玩意儿之类的。珊瑚虽是蒙古人，却不改女孩儿家本性。但她不爱金银珠玉之类，我从来没见她戴过。这样，夫君不妨到蒋骨扇铺买把扇子，我看珊瑚手中常常更换不同的扇子，应该对扇子是情有独钟的。”
朱骥不好提蒋骨扇铺出了命案一事，只应道：“那好，我出去寻寻看看。”
朱骥换上便服出来时，天色已然黑定，正好遇到内兄于康。于康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人，可是真有其事？”
朱骥略微点点头。于康本颇为关切，然见妹夫神色，似不愿多提，便不再多问。
朱骥简单告知了行踪，道：“今晚我去完吴家，就直接歇宿在自己家了，不必再给我留门。”
于康笑道：“妹夫就这样空着手去给吴小娘子拜寿吗？”
朱骥也甚觉头疼，道：“我还没想到要给珊瑚买什么。”
于康道：“就算想到，这会子怕是也来不及了。我这里有两盒新买的各色糖果点心，本来是买给家里人吃零嘴的，妹夫既有急用，不妨先拿了去。”
朱骥也没有别的办法，便随于康取了点心，尚未走出大门，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朱指挥，有人敲了登闻鼓为杨埙诉冤。”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是谁敲了登闻鼓？”
校尉道：“说起来，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一个人。”
朱骥道：“到底是谁？”校尉道：“是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国丈。”
朱骥大为意外，微一沉吟，即将手里的点心盒子交给于康，道：“我得立即赶回锦衣卫官署，可否烦请兄长派人将这件礼物送去吴府？”
于康道：“妹夫放心去吧，我一定办妥这件事。”
朱骥抬脚便走，校尉提醒道：“朱指挥，你还穿着便服呢。”
朱骥道：“来不及了，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7]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到了晋代，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而皇帝亦往往能认真处理，如“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之不问”。
晋代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朝“敕四方辞讼……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宋代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前者隶属于司谏、正言，后者隶属于谏议大夫，两院均由宦官掌管，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故事。
北宋立国之初，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
蒯玉珠白了他一眼，道：“当然要去。我又没做对不起珊瑚的事。”
朱骥道：“我也没……”不敢说完，顿了顿，终于鼓足勇气道：“刚才珊瑚来过，说她这些年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娶了璚英。”
蒯玉珠愕然道：“你竟然不知道？”朱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以为……”
蒯玉珠道：“当年你跟那蒋琼琼难道不是真的……”
朱骥忙道：“我只是送琼娘回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丽春院名妓。”
蒯玉珠道：“就算你不认识她，那样的绝色美人站在你面前，你想也该想到了。”
朱骥道：“我那时才十几岁，能懂什么事？”
蒯玉珠道：“算了，我懒得理你。我要见杨埙。”
她与朱骥自小一起长大，这几年对他态度蛮横，当然是因为他有负吴珊瑚，但三人情分不减，满以为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不料朱骥干脆地拒绝道：“不行。”
蒯玉珠很是惊愕，道：“为什么不行？我跟杨埙虽不是亲眷，却是苏州同乡。”
朱骥大手一挥，道：“这是规矩。”不再理睬蒯氏，转身进去官署。
蒯玉珠气得直跳脚，道：“亏我从小就帮你在珊瑚面前说好话，而今你当了锦衣卫指挥，了不起了？”
回来便厅，朱骥又处理了几起公文，见天色不早，便先回岳父家，告知妻子晚上要去吴家做客。
于璚英道：“你们那么多年的邻居，应该的。珊瑚刚刚失去伯父和父兄，夫君要好好劝慰她。”
朱骥问道：“我总不能空手而去，该给珊瑚带什么礼物呢？”
于璚英沉吟道：“女孩子无非喜欢服饰、玩意儿之类的。珊瑚虽是蒙古人，却不改女孩儿家本性。但她不爱金银珠玉之类，我从来没见她戴过。这样，夫君不妨到蒋骨扇铺买把扇子，我看珊瑚手中常常更换不同的扇子，应该对扇子是情有独钟的。”
朱骥不好提蒋骨扇铺出了命案一事，只应道：“那好，我出去寻寻看看。”
朱骥换上便服出来时，天色已然黑定，正好遇到内兄于康。于康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人，可是真有其事？”
朱骥略微点点头。于康本颇为关切，然见妹夫神色，似不愿多提，便不再多问。
朱骥简单告知了行踪，道：“今晚我去完吴家，就直接歇宿在自己家了，不必再给我留门。”
于康笑道：“妹夫就这样空着手去给吴小娘子拜寿吗？”
朱骥也甚觉头疼，道：“我还没想到要给珊瑚买什么。”
于康道：“就算想到，这会子怕是也来不及了。我这里有两盒新买的各色糖果点心，本来是买给家里人吃零嘴的，妹夫既有急用，不妨先拿了去。”
朱骥也没有别的办法，便随于康取了点心，尚未走出大门，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朱指挥，有人敲了登闻鼓为杨埙诉冤。”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是谁敲了登闻鼓？”
校尉道：“说起来，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一个人。”
朱骥道：“到底是谁？”校尉道：“是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国丈。”
朱骥大为意外，微一沉吟，即将手里的点心盒子交给于康，道：“我得立即赶回锦衣卫官署，可否烦请兄长派人将这件礼物送去吴府？”
于康道：“妹夫放心去吧，我一定办妥这件事。”
朱骥抬脚便走，校尉提醒道：“朱指挥，你还穿着便服呢。”
朱骥道：“来不及了，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7]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到了晋代，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而皇帝亦往往能认真处理，如“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之不问”。
晋代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朝“敕四方辞讼……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宋代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前者隶属于司谏、正言，后者隶属于谏议大夫，两院均由宦官掌管，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故事。
北宋立国之初，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