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初内衅(4/5)

。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正月，遣赐义康死。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技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苻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逃，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见上。）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夫使苻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咕咕？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其后湛之仍见信任。《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大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苟逆忆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如《义康传》云：素无卫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此意存回护者也。《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沈演之、何瑀之并卒。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为侍中，任以机密。二十七年，转吏部尚书。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二十六年，复入为丹阳尹。二十七年，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大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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