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4/6)
本，第八章第七节已言之；而其地又据荆、郢上流，方舟而下，实有建瓴之势，从来立国江东者，不得巴、蜀，未有能久存者也。魏孝文时，元英攻梁州，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魏雍州治长安。泾州治今陕西泾县。岐州治雍，今陕西凤翔县。）拟戍南郑，克城则遣。李冲表谏，言“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乃止。盖南山之未易逾如此。乃道迁一叛，举梁州拱手而授诸人，而益州且几至不保，内奸之为祸，亦云烈矣。然亦非徒一二内奸，遂能为祸也。《南史·罗研传》：（附《邓元起传》后。）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临汝侯渊猷，渊藻弟。齐苟儿，当时叛者，尝以十万众攻州城。）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其时蜀中民生之困如此。据《魏书·本纪》所载，王足入蜀，所向摧陷，梁诸将败亡相系，奏报之辞，固难尽信，然蜀中兵力之不竞，则百喙莫能解矣。如此局势，犹使裙屐少年处之，梁武帝可谓知兵，可谓能用人乎？而未已也，犹子方失地于西，介弟又舆尸于东。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十月，梁帝萧衍兴师攻魏，以失败告终。梁与魏互攻20余年，双方互有胜负，但各自均未实现战争目的。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十月，武帝诏大举北伐。以临川王宏为都督。明年，（魏正始三年。）三月，陈伯之自寿阳率众来降。五月，张惠绍克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此时为魏南徐州治。）昌义之克梁城。（东晋时侨立之梁郡，在今安徽凤阳县西南。）韦叡克合肥。（六月，迁豫州于此。）裴邃克羊石。又克霍丘。（戍名。隋时置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也。）六月，桓和克朐山。（见第九章第五节。）七月，又取孤山、固城。（孤山，未详。固城，或云即抱犊崮城。）魏以中山王英督扬、徐二道诸军，又以邢峦督东讨诸军事。峦复陷宿豫及淮阳。临川王宏次洛口，（在凤阳西南，梁城之东。）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而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议欲还师。诸将多不同。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吕僧珍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张惠绍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闻洛口败，亦退。案是时梁人之兵力，必非不能敌魏，然以如是不和之众而与敌遇，则必无幸矣，亦无怪宏之不敢战也。然诸将所以不和，实因元帅不得其人之故，梁武此举，几于视国事如儿戏矣。
洛口之师既败，魏人遂乘机进取。十一月，围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作浮桥，跨淮通道。（邵阳州，在今安徽凤阳县北。）元英据东岸，杨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裁三千。昌义之督率之，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以撞之。然不能克，魏诏邢峦帅师会之。峦言钟离不可取，弗听。峦又表言：“征南军士，（元英时为征南将军。）从戎二时，疲敝死病，量可知已。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到春，则士自疲苦。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又不许。峦累表求退，乃许之。更命萧宝夤往。《魏书·范绍传》云：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绍曰：“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已乡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盖欲克钟离，必于春水生前，故自秋末以百日计也。时又诏绍诣钟离，与元英论攻取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形势，劝令班师。英不从。魏朝诏英有云：“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盖动于绍与邢峦之说也，而英自诡四月必克，亦可谓贪功矣。梁武帝诏曹景宗往援，又诏韦叡会焉。进顿邵阳州。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武帝先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及是，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景宗攻其南，叡攻其北。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倏忽间，桥尽坏。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魏人大溃。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昌义之出逐元英，至于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禽五万余。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十月，梁帝萧衍兴师攻魏，以失败告终。梁与魏互攻20余年，双方互有胜负，但各自均未实现战争目的。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十月，武帝诏大举北伐。以临川王宏为都督。明年，（魏正始三年。）三月，陈伯之自寿阳率众来降。五月，张惠绍克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此时为魏南徐州治。）昌义之克梁城。（东晋时侨立之梁郡，在今安徽凤阳县西南。）韦叡克合肥。（六月，迁豫州于此。）裴邃克羊石。又克霍丘。（戍名。隋时置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也。）六月，桓和克朐山。（见第九章第五节。）七月，又取孤山、固城。（孤山，未详。固城，或云即抱犊崮城。）魏以中山王英督扬、徐二道诸军，又以邢峦督东讨诸军事。峦复陷宿豫及淮阳。临川王宏次洛口，（在凤阳西南，梁城之东。）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而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议欲还师。诸将多不同。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吕僧珍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张惠绍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闻洛口败，亦退。案是时梁人之兵力，必非不能敌魏，然以如是不和之众而与敌遇，则必无幸矣，亦无怪宏之不敢战也。然诸将所以不和，实因元帅不得其人之故，梁武此举，几于视国事如儿戏矣。
洛口之师既败，魏人遂乘机进取。十一月，围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作浮桥，跨淮通道。（邵阳州，在今安徽凤阳县北。）元英据东岸，杨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裁三千。昌义之督率之，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以撞之。然不能克，魏诏邢峦帅师会之。峦言钟离不可取，弗听。峦又表言：“征南军士，（元英时为征南将军。）从戎二时，疲敝死病，量可知已。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到春，则士自疲苦。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又不许。峦累表求退，乃许之。更命萧宝夤往。《魏书·范绍传》云：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绍曰：“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已乡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盖欲克钟离，必于春水生前，故自秋末以百日计也。时又诏绍诣钟离，与元英论攻取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形势，劝令班师。英不从。魏朝诏英有云：“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盖动于绍与邢峦之说也，而英自诡四月必克，亦可谓贪功矣。梁武帝诏曹景宗往援，又诏韦叡会焉。进顿邵阳州。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武帝先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及是，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景宗攻其南，叡攻其北。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倏忽间，桥尽坏。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魏人大溃。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昌义之出逐元英，至于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禽五万余。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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