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衣服(6/7)
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着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着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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