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校(7/11)
生之业也。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大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陈书·儒林传》谓：“所采缀，亦梁之遗儒。”证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语，南朝儒学，较汉世为衰落，盖非虚辞。而《魏书·儒林传》云：“世宗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齐书·儒林传》云：“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周书·儒林传》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岂北人之好学，能远逾于南人哉？其非实录，盖可知矣。合各种记载通观之，大抵南北学业，皆以平安时为盛，而北方最盛仍在山东，则近于实也。（《隋书·儒林传》，谓其时京邑达于四方，皆有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犹北朝时之情形也。）斯时大儒，从学者之数，见于《儒林传》者，大者千余，小者数百，最多者或至万人。散见他处者，亦大致如是，（如《晋书·唐彬传》：谓其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隐逸传》：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齐书·刘传》：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高逸传》：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伯珍，受业生凡千余人。《梁书·臧盾传》：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南史·贺玚传》：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魏书·高允传》：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刘昺传》：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昺受业者五百余人。《冯元兴传》：教授常数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统观其全，设教者及从学者，皆当不逮汉世之多也。
为学之序，初入学者，皆读《孝经》、《论语》。若求深造，则更读他经，亦有诵习文辞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又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整，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大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皆时人为学，始于《孝经》、《论语》，次及《诗》、《礼》之征也。读《易》者多为玄言之资，治《尚书》、《春秋》者，则较少矣。）初学之师，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轨范。（《北齐书·高昂传》：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周书·晋荡公护传》：其母与之书，言其小时与元宝、菩提及姑儿贺兰盛洛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四人谋欲加害。可想见当时为童子师者之风气也。）求深造者，自宜学有渊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师，或又欲与同学者相交结。（《梁书》言臧盾处同学间无所狎比；《隋书·高祖纪》云：初入大学，虽至亲昵不敢狎，则当时同学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大祖令与诸子同就学，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元谐、王谊虽不终，初亦以同学相亲密，谊赐死时，诏犹以是为言也。《魏书·张普惠传》云：普惠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少同砚席，情自易亲，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结，固无足怪。不独同学，即师弟子间，亦何尝不如是。达官如唐彬，充隐如霍原，皆以教授为务，岂真欲守先待后哉？从之游者，又皆为传道授业计乎？《晋书·儒林传》言：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汜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然则广蓄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大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陈书·儒林传》谓：“所采缀，亦梁之遗儒。”证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语，南朝儒学，较汉世为衰落，盖非虚辞。而《魏书·儒林传》云：“世宗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齐书·儒林传》云：“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周书·儒林传》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岂北人之好学，能远逾于南人哉？其非实录，盖可知矣。合各种记载通观之，大抵南北学业，皆以平安时为盛，而北方最盛仍在山东，则近于实也。（《隋书·儒林传》，谓其时京邑达于四方，皆有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犹北朝时之情形也。）斯时大儒，从学者之数，见于《儒林传》者，大者千余，小者数百，最多者或至万人。散见他处者，亦大致如是，（如《晋书·唐彬传》：谓其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隐逸传》：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齐书·刘传》：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高逸传》：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伯珍，受业生凡千余人。《梁书·臧盾传》：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南史·贺玚传》：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魏书·高允传》：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刘昺传》：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昺受业者五百余人。《冯元兴传》：教授常数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统观其全，设教者及从学者，皆当不逮汉世之多也。
为学之序，初入学者，皆读《孝经》、《论语》。若求深造，则更读他经，亦有诵习文辞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又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整，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大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皆时人为学，始于《孝经》、《论语》，次及《诗》、《礼》之征也。读《易》者多为玄言之资，治《尚书》、《春秋》者，则较少矣。）初学之师，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轨范。（《北齐书·高昂传》：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周书·晋荡公护传》：其母与之书，言其小时与元宝、菩提及姑儿贺兰盛洛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四人谋欲加害。可想见当时为童子师者之风气也。）求深造者，自宜学有渊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师，或又欲与同学者相交结。（《梁书》言臧盾处同学间无所狎比；《隋书·高祖纪》云：初入大学，虽至亲昵不敢狎，则当时同学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大祖令与诸子同就学，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元谐、王谊虽不终，初亦以同学相亲密，谊赐死时，诏犹以是为言也。《魏书·张普惠传》云：普惠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少同砚席，情自易亲，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结，固无足怪。不独同学，即师弟子间，亦何尝不如是。达官如唐彬，充隐如霍原，皆以教授为务，岂真欲守先待后哉？从之游者，又皆为传道授业计乎？《晋书·儒林传》言：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汜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然则广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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