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8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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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袁世凯改制时曾经印制了袁大头银元的辅币,储备银元也有铜制辅币,这两种铜元辅币虽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但因为银质的较少,一时半会之间不可能普及到全国,因此大多数地区都还在用前朝的制钱跟光绪铜元。而且地方各造币厂在辛亥年革命之后纷纷设立,有能力的便印些劣质银元,没实力的多数还是大铸铜元,大多数的官定价格都远超它本身的价值,不但百姓不喜欢用,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体系。
    前朝跟地方各势力留下的烂摊子,总统也头痛了,皱眉问道:“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政府先下一道政令,言到将在未来固定三到五年后废除前朝制钱跟铜元,然后以储备银行券兑换的方式吸收民间流通的制钱。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储备银行券可换130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000文换一元。政府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上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但一来可强化‘储备银行券’的纸币影响力,二来也可换来民众的支持,诸位以为如何?”
    胡瑞霖事先已经跟大总统通了气,他的心思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五百六十章 法币跟央行
    胡瑞霖的话刚落下,会场内顿时便安静了下来,尤其徐世昌等人眉头不自觉的便皱了起来,因为他们仔细一想,便发现了这位新总统心腹话里的圈套了。
    段祺瑞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询问道:“总统虽是好心,但恐怕财政上也吃不消。舍弃之前不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间‘大清’、‘交通’两大银行共印制铜元不下两亿,算上民间制钱,多且不说而且分散各地,恐怕三五年内无法回收完成。铜元一废必伤国本,此提案尚需谨慎考虑!”
    “段总长考虑的是,不过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稳民跟富民为标准,我财政诸位阁员自然也不能够给大总统抹黑。昨日徐国务突然要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国币问题,因为准备不足我们在会议上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回去之后我自我做了一番检讨,重新召集财政部诸位阁员,研究了大半夜,就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准备。比如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几分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只在奉天、京城、天津、青岛、武昌、西安、重庆、南昌、杭州九处设立回收点,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的确,若是政府能够通过这么大规模的旧币换购,不但可以消除前朝的最后一点影响力,能够快速的将储备银行券推上国家信用货币的位子上,也能够回收市面上大量的珍贵铜资源。中国是缺铜大国,铜资源又是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从国家的角度上来看,怎么看都是大赚!
    总统带头点了头,自然多数阁员都是赞同的,只不过内阁总理徐世昌有些迟疑,“胡总长言之有理,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财政岂非难以承受?”
    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不动声色的支起了耳朵,徐世昌等人都发现了财政部规划的回收旧币法案中的弊端。按照他们对新总统的了解,他向来是谋而后发,怎么可能让别人占了好处呢。正如胡瑞霖之前所说的,国内至少有价值不下数千万甚至过亿的前朝发行旧币散乱国内各处,并且如今还被百姓拿来当做货币使用。如果仅靠政府一家之力,受限于交通跟国力,很难在三五年内彻底清除了货币市场上仍在流通的前朝货币的影响力,除非总统府干脆下令立刻废除前朝货币,令全国所有正在流通的前清制钱跟铜元成为非法货币。
    倘若真这么做,那么国内受到损失最大的,毫无疑问将是百姓跟中央威信力,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拿自己的未来政治生命去打赌,否则看看盛宣怀吧,一个铁路国有彻底废了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是之前通过南北和谈上位,现在已经轻易不在人前出现,还要往外大量的撒钱捐赠教育、捐赠河南灾民等等义举,尽可能的修补自己早年留下的骂名。这就是民主时代的好处,百姓们的意志能够上达天听,若是放在前清时期,就算他弄得天怒人怨,只要不得罪皇亲国戚,基本上也最好暂时偃旗息鼓一阵,过两年后还不是官复原职,甚至还能更上一层!
    过渡内阁中既有效忠于新总统的革命派系,也有周学熙、徐世昌等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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