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13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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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2]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们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们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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