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节(4/6)
先历史上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与朱温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面，然而后来随着朱温的迁都弑君与篡唐自代的变本加厉，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确也开始表现出比较自觉的忠君思想。同时李克用的这种变化也是与李晔对待藩镇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分不开的。
因为昭宗虽然刚刚即位之时过于激进、冲动，但他毕竟是一个发愤图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军事削藩政策，因为触及像河东这样强藩的利益，而最终引发其与朝廷的公开军事对抗。然而自大顺元年受宰相张濬等左右发动讨伐李克用失利之后，昭宗便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放弃了原来的军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随后，他一直在晋梁这两个最强大藩镇的冲突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诏协调晋梁之间的军事冲突。特别在晋梁之争前期，朱温在军事上逐步占据绝对优势，李克用渐渐走向下风的时刻，昭宗的这种调解政策，对缓解李克用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为晋赢得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动中，昭宗也对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奖有加，以致在后来最危机的时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东避难，投靠李克用，这更加充分地表现出了他对李克用的信任。
鉴于这些原因或者说背景，应该说在李克用内心深处，对昭宗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正因如此，所以当天复四年四月，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时，李克用才会奉诏泣下，仰天长叹：“乘舆不复西矣!”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预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传到晋阳，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军缟素”。而在朱温篡唐自立为帝后，王建等致书李克用，劝他各自称帝一方时，他更坚决表示其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誓于此生，靡敢失节！”，对这种颇具诱惑力的建议断然予以拒绝。因此李曜认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还是有比较长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础的。
后来李克用的继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这时大唐已经灭亡，李存勖对于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样直接的感情基础，而且在其游牧民族的观念中，身为唐室赐姓，继承大统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就譬如养子也拥有继承权是一个道理)，所以建号称帝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加之当时晋梁之争鏖战方酣，胜负难分，在此决战时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气人心。在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决定建号登基，承继大统。
然而即便如此，晋的内部对此认识也并不完全统一。就在李存勖积极筹备称帝前夕，监军老臣、重要谋士张承业仍然极力主张立唐室后人为帝，反对李存勖自称皇帝。为此他不顾老迈，扶病从晋阳赶到魏州向李存勖进谏说：“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在劝说无效后，这位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后勤政务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晋阳，竟然绝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议。
张承业的保守观念固然未免显得有点愚忠和迂腐，但却正说明奉唐正统和忠于唐室的思想在晋方与梁方的整个军事斗争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系唐室赐姓，并隶于郑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旧俗，自称唐室后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统继承人自居，建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以魏州为兴唐府，置东京，以太原府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置北都。
毫无疑问，李存勖在魏州建号登基，是在正面战场晋梁决战处于胶着状态，全局形势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攻势，对树立自身的正统形象，争取盟友，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反观朱温，他对待唐室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他早年怀抱出人头地的雄心，投身黄巢起乱军，南征北战，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方统帅，虽然暂时身背乱臣贼子的恶名，但是成王败寇，前途无人可以逆料。然而黄巢军的内部矛盾和唐军的顽强围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经过审时度势，他毅然在关键时刻反戈相向，叛降唐军。随后李克用统率的沙陀铁骑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黄巢乱军迅速归于覆灭。虽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温的叛降之功相形见绌，但却也使他幸运地赢得这次人生押宝，被朝廷授以宣武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本来他和李克用曾是并肩战斗的友军，而且李克用在镇压黄巢之乱中对他还有临危救难之恩，然而由于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驿之宴上临时决策，毅然发难，试图以偷袭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将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从此与李克用结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虽然在上源驿之宴后，袭杀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过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朱温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软弱无能的本质，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当然，在其羽
因为昭宗虽然刚刚即位之时过于激进、冲动，但他毕竟是一个发愤图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军事削藩政策，因为触及像河东这样强藩的利益，而最终引发其与朝廷的公开军事对抗。然而自大顺元年受宰相张濬等左右发动讨伐李克用失利之后，昭宗便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放弃了原来的军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随后，他一直在晋梁这两个最强大藩镇的冲突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诏协调晋梁之间的军事冲突。特别在晋梁之争前期，朱温在军事上逐步占据绝对优势，李克用渐渐走向下风的时刻，昭宗的这种调解政策，对缓解李克用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为晋赢得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动中，昭宗也对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奖有加，以致在后来最危机的时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东避难，投靠李克用，这更加充分地表现出了他对李克用的信任。
鉴于这些原因或者说背景，应该说在李克用内心深处，对昭宗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正因如此，所以当天复四年四月，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时，李克用才会奉诏泣下，仰天长叹：“乘舆不复西矣!”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预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传到晋阳，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军缟素”。而在朱温篡唐自立为帝后，王建等致书李克用，劝他各自称帝一方时，他更坚决表示其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誓于此生，靡敢失节！”，对这种颇具诱惑力的建议断然予以拒绝。因此李曜认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还是有比较长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础的。
后来李克用的继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这时大唐已经灭亡，李存勖对于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样直接的感情基础，而且在其游牧民族的观念中，身为唐室赐姓，继承大统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就譬如养子也拥有继承权是一个道理)，所以建号称帝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加之当时晋梁之争鏖战方酣，胜负难分，在此决战时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气人心。在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决定建号登基，承继大统。
然而即便如此，晋的内部对此认识也并不完全统一。就在李存勖积极筹备称帝前夕，监军老臣、重要谋士张承业仍然极力主张立唐室后人为帝，反对李存勖自称皇帝。为此他不顾老迈，扶病从晋阳赶到魏州向李存勖进谏说：“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在劝说无效后，这位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后勤政务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晋阳，竟然绝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议。
张承业的保守观念固然未免显得有点愚忠和迂腐，但却正说明奉唐正统和忠于唐室的思想在晋方与梁方的整个军事斗争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系唐室赐姓，并隶于郑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旧俗，自称唐室后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统继承人自居，建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以魏州为兴唐府，置东京，以太原府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置北都。
毫无疑问，李存勖在魏州建号登基，是在正面战场晋梁决战处于胶着状态，全局形势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攻势，对树立自身的正统形象，争取盟友，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反观朱温，他对待唐室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他早年怀抱出人头地的雄心，投身黄巢起乱军，南征北战，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方统帅，虽然暂时身背乱臣贼子的恶名，但是成王败寇，前途无人可以逆料。然而黄巢军的内部矛盾和唐军的顽强围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经过审时度势，他毅然在关键时刻反戈相向，叛降唐军。随后李克用统率的沙陀铁骑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黄巢乱军迅速归于覆灭。虽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温的叛降之功相形见绌，但却也使他幸运地赢得这次人生押宝，被朝廷授以宣武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本来他和李克用曾是并肩战斗的友军，而且李克用在镇压黄巢之乱中对他还有临危救难之恩，然而由于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驿之宴上临时决策，毅然发难，试图以偷袭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将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从此与李克用结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虽然在上源驿之宴后，袭杀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过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朱温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软弱无能的本质，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当然，在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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