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节(3/6)
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广明元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往后读者诸君尽知：李克用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说起来，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对此写过：“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其对王重荣兴复唐室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所以说，河中两池盐利在其中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于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那时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当时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于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在中和中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之《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是以《资治通鉴》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本书前文有述，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此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记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杨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广明元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往后读者诸君尽知：李克用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说起来，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对此写过：“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其对王重荣兴复唐室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所以说，河中两池盐利在其中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于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那时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当时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于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在中和中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之《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是以《资治通鉴》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本书前文有述，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此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记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杨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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