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节(5/6)
。”以上记载都表明，以李茂贞为代表的地方枭雄不仅用墨制任官，还以此颁布诏令，以墨制置州，变更地方行政区划。
还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时，虽然各地多擅行墨制，但墨制的权威和影响却不同。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因被赐李唐国姓，有过多次干政甚至挟天子令诸侯的经历；后梁立国后，他们还以继唐衣钵和反梁领袖自居，所以他们的墨制更具效力。例如，后梁开平二年（908）十一月，割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渥遣特使万全感赴晋、岐，“告以嗣位”，请求他们名义上的认可。开平四年（910）二月，李茂贞就“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以墨制的形式对吴越国王位的袭替加以肯定。而吴王因此“赦其境内”，简直与皇命无异。后梁乾化元年（911）六月，李存勖“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墨制除授尚书令这第一等的高官，在晚唐、五代实属罕见，其权威程度可见一斑。
晚唐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曾云：“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创号于夷门，杨渥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贞矫制于岐阳，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一语道出杨渥、王建、李茂贞等割据诸雄“假名”、“矫制”和“假帝王之制”之实。此处的“制”，正是墨制。那么，为何墨制会在晚唐、五代之时大行其道呢？其实，墨制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从天子和朝廷方面而言。晚唐唐廷日衰，业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因当时形势所迫，为笼络地方势力，赢取他们对皇命和朝权的支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而相应授予墨制的权力。如天复中，唐昭宗为了对抗朱全忠，就“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李克用、王审知等藩镇，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然而，此时已是风雨飘摇的唐廷将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藩镇不管有没有得到朝廷的授权都打着“讨贼”的名义自行任官，正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朝廷限于时局，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姑息任之。
二是从权臣或地方统治者来说。晚唐天子出奔，皇命不达，臣下无法表奏，为了维持政令运行不得已而为之，这应该是最初墨制行使之实。如宋人勾延庆在《锦里耆旧传》卷三所云：“蜀主、岐王承制于隔绝之际，俱非得已，实欲安人。”《十国春秋》也记载道：“自今以后，若且行墨制以布鸿恩，式副群情，无亏大体。所冀设爵待功，免授逾时之赏，允协称霸之宜。”所言应符合当时实际。只不过其后，大唐帝国轰然倒塌，群雄纷起，各自为政，为维护自我统治，墨制方才公然行之。
可见墨制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晚唐和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进行过系列的整治。唐僖宗曾在中和元年（881）和中和二年（882）两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意欲收回墨制之权。但高骈等跋扈之臣依然我行我素，以墨制除官，朝廷也是奈何不得。可见，唐末朝廷虽然努力想规范选官任官之权，可形势已与之前有天壤之别，只得听之任之。直到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政出多元的时局之下，只有当中央政权达到相当实力，地方有所顾忌，才会对墨制之权有所收敛。如后唐明宗就曾对各地墨制所授之官重新整编，由朝廷予以确认。对此，《五代会要》记载道：“……墨制官员，并须得本道覆验，具历职申奏，所司简勘不虚，亦给与公凭，将来降资授官，仍限一周年内改正。”《册府元龟》卷六三三也有类似记载。就是说墨制所除官员如果其为官凭证“具历”无误，则可由朝廷发给“公凭”，以示承认，否则将被清理出职官队伍。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之争，直到宋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才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
正因如此，李曜一直觉得，墨制原本为天子权力之私。晚唐暂授某臣专权某事，尚能维护天子权威。而后的发展却不受控制，墨制逐渐开始公然置皇权、朝权于不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变化不可不谓之大矣。
当然作为一个深知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李曜很清楚晚唐至五代时期墨制的风云变换，正是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政治博弈。而这种博弈实际上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墨制，只是其中权力角逐的冰山一角。
而眼前这封墨敕，明面上看，是李晔卖了李克用一个巨大的面子，将河中节度使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李克用来自行定夺，实际上却是卖了个漂亮的花枪。
第209章 出镇河中(十二)
之所以说这封墨敕是个漂亮的花枪，是因为在如今的大唐，似一镇节帅这般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并不只是皇帝一道制敕就能真正决定下来的。皇帝的制敕任命，效果只在法理上，而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一方节帅，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实际控制该地。
君不见许多兵变上台的一方诸侯，一开始都是自称节度留后，然后才命属下联名上疏，
还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时，虽然各地多擅行墨制，但墨制的权威和影响却不同。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因被赐李唐国姓，有过多次干政甚至挟天子令诸侯的经历；后梁立国后，他们还以继唐衣钵和反梁领袖自居，所以他们的墨制更具效力。例如，后梁开平二年（908）十一月，割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渥遣特使万全感赴晋、岐，“告以嗣位”，请求他们名义上的认可。开平四年（910）二月，李茂贞就“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以墨制的形式对吴越国王位的袭替加以肯定。而吴王因此“赦其境内”，简直与皇命无异。后梁乾化元年（911）六月，李存勖“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墨制除授尚书令这第一等的高官，在晚唐、五代实属罕见，其权威程度可见一斑。
晚唐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曾云：“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创号于夷门，杨渥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贞矫制于岐阳，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一语道出杨渥、王建、李茂贞等割据诸雄“假名”、“矫制”和“假帝王之制”之实。此处的“制”，正是墨制。那么，为何墨制会在晚唐、五代之时大行其道呢？其实，墨制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从天子和朝廷方面而言。晚唐唐廷日衰，业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因当时形势所迫，为笼络地方势力，赢取他们对皇命和朝权的支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而相应授予墨制的权力。如天复中，唐昭宗为了对抗朱全忠，就“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李克用、王审知等藩镇，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然而，此时已是风雨飘摇的唐廷将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藩镇不管有没有得到朝廷的授权都打着“讨贼”的名义自行任官，正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朝廷限于时局，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姑息任之。
二是从权臣或地方统治者来说。晚唐天子出奔，皇命不达，臣下无法表奏，为了维持政令运行不得已而为之，这应该是最初墨制行使之实。如宋人勾延庆在《锦里耆旧传》卷三所云：“蜀主、岐王承制于隔绝之际，俱非得已，实欲安人。”《十国春秋》也记载道：“自今以后，若且行墨制以布鸿恩，式副群情，无亏大体。所冀设爵待功，免授逾时之赏，允协称霸之宜。”所言应符合当时实际。只不过其后，大唐帝国轰然倒塌，群雄纷起，各自为政，为维护自我统治，墨制方才公然行之。
可见墨制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晚唐和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进行过系列的整治。唐僖宗曾在中和元年（881）和中和二年（882）两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意欲收回墨制之权。但高骈等跋扈之臣依然我行我素，以墨制除官，朝廷也是奈何不得。可见，唐末朝廷虽然努力想规范选官任官之权，可形势已与之前有天壤之别，只得听之任之。直到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政出多元的时局之下，只有当中央政权达到相当实力，地方有所顾忌，才会对墨制之权有所收敛。如后唐明宗就曾对各地墨制所授之官重新整编，由朝廷予以确认。对此，《五代会要》记载道：“……墨制官员，并须得本道覆验，具历职申奏，所司简勘不虚，亦给与公凭，将来降资授官，仍限一周年内改正。”《册府元龟》卷六三三也有类似记载。就是说墨制所除官员如果其为官凭证“具历”无误，则可由朝廷发给“公凭”，以示承认，否则将被清理出职官队伍。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之争，直到宋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才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
正因如此，李曜一直觉得，墨制原本为天子权力之私。晚唐暂授某臣专权某事，尚能维护天子权威。而后的发展却不受控制，墨制逐渐开始公然置皇权、朝权于不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变化不可不谓之大矣。
当然作为一个深知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李曜很清楚晚唐至五代时期墨制的风云变换，正是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政治博弈。而这种博弈实际上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墨制，只是其中权力角逐的冰山一角。
而眼前这封墨敕，明面上看，是李晔卖了李克用一个巨大的面子，将河中节度使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李克用来自行定夺，实际上却是卖了个漂亮的花枪。
第209章 出镇河中(十二)
之所以说这封墨敕是个漂亮的花枪，是因为在如今的大唐，似一镇节帅这般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并不只是皇帝一道制敕就能真正决定下来的。皇帝的制敕任命，效果只在法理上，而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一方节帅，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实际控制该地。
君不见许多兵变上台的一方诸侯，一开始都是自称节度留后，然后才命属下联名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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