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节(7/8)
，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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