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节(9/10)
来，珍异物聚’。这种经商热的情况，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贵豪门。元稹诗中所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贵豪门。元稹诗中所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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