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节(5/8)
督催，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等。充里甲之役的人，必须有丁、有产，无丁、无产者只作带管而列于册后，为畸零，所以里甲之役虽以户计，实以丁、产为基础。均徭之役以丁为主，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由里甲编造等第，均输徭役，故叫均役。均徭之役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主要有祗侯、禁子、弓兵、厨役、解户、库子、包脚夫等等。亲身服役的，称力差，由民户分别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费、柴薪等公用之物，称银差。以后力役常以银代输，于是银差范围日广。派役时一般以丁粮资产的厚薄即户等的高低为依据。户等高的充重役，户等低的充轻役。均徭的编审，一般与里甲编审的时间相同，即十年编审一次，也有五年、三年或二年编审一次者。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中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人头税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即将各类差徭全部按土地摊入地亩，合并征收，但丁银和田赋并没有完全合并，只是丁银不再以丁计课，而是以田计课。直到清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丁银才彻底并入地亩，至此人头税在理论上被废除。但在实践中，拉夫派差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北洋政府时期兵差就是对劳动力征收的力役、实物或货币。
由此可见人头税的改革是经过很长时间发展变化才最终废除的，而李曜现在却要“秒废”，时间跨度约莫八百年，能不能做到？有没有这种社会基础？
实际上人头税自产生伊始就陷入了一个遭人唾骂的怪圈，四千多年来，几乎骂不绝耳。但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又无一不运用人头税作为财政的挹注。
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做，至少李曜觉得，从本质上说，人头税是对人民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一种掠夺或剥削，是贫苦百姓的一种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也过于简单，作为曾经的“党员干部”，他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社会价值的评估，才好就事论事，“简政放权”。
对于国家而言，人丁税主要具备两个积极意义：一是财政意义，二是起到调节控制人口的作用。
人丁税的财政意义即是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贫富分化不甚严重的封建社会前期，税收适宜以人丁税为主。其原因在前文中已作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自唐代后期起，人丁税的优势逐渐丧失，越发成为官府的额外敛财手段和对广大下层民众的苛扰，必然结果是走向没落直至消亡。
人丁税的另一个作用是调节控制人口，这乃是其他税种所无法匹及的。其中首先体现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增加人丁税的税额，就是加重纳税人与其家属的负担；向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或少年征课人丁税，则意味着其家长将增添一份负担。对于封建时代多数经济本不宽裕的农户而言，因而不得不在准备增添丁口时考虑这一因素。（下文南宋生子不举的事例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制约了人们开垦荒地的规模和粮食布帛的产量，物质条件的有限和人口增长的无序间往往构成尖锐的矛盾。如若这样的矛盾光靠自然力来予以调节，则必然显现出滞后性和残酷性，因而需要人类自身加以充分预见并着手协调。而人丁税恰恰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人口激增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与延缓了人口与物质条件间矛盾的激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反过来，减免人丁税就意味着鼓励人口增长。
自清圣祖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二百多年里，全国人口从不足一亿激增至突破四亿大关，人口普查的阻力大大减弱固然是一个因素，取消人丁税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汉惠帝时通过向未婚女子征收相当常人五倍的人头税，以推动人口增长，虽采用的方法不同，其作用是相同的。）其次体现在控制人口流动上。人丁税一方面可以起到控制职业流动的作用。汉代对商贾加倍征收算赋，便有着贬抑商人，抑制弃农经商的意图——重农抑商在早期封建社会可保障农业劳动力，稳定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人丁税也有着控制人口地域流动的效果。上文中已提到，征收人丁税以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为前提，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即是将人口固定于一定土地之上，限制人口任意流动，以保证税赋得以顺利征收。一般说来，历史上征收人丁税时期的户籍制度较其他时期而言更为完善，可见人丁税与户籍制度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任何事物均有正反两面性，人丁税也不例外。其导致的两大问题是虚报户籍、隐蔽人口的产生和遗弃婴儿的现象。既然人丁税是依照户籍征收的，因而总有不少百姓在户籍登记时虚报年龄，诈老诈小，或者干脆逃避户口登记，以求减轻或免去人丁税负担。这样一来不仅给人丁税税收带来损失，还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其他赋税收入及徭役、兵役的征发，也不利于
明中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人头税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即将各类差徭全部按土地摊入地亩，合并征收，但丁银和田赋并没有完全合并，只是丁银不再以丁计课，而是以田计课。直到清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丁银才彻底并入地亩，至此人头税在理论上被废除。但在实践中，拉夫派差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北洋政府时期兵差就是对劳动力征收的力役、实物或货币。
由此可见人头税的改革是经过很长时间发展变化才最终废除的，而李曜现在却要“秒废”，时间跨度约莫八百年，能不能做到？有没有这种社会基础？
实际上人头税自产生伊始就陷入了一个遭人唾骂的怪圈，四千多年来，几乎骂不绝耳。但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又无一不运用人头税作为财政的挹注。
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做，至少李曜觉得，从本质上说，人头税是对人民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一种掠夺或剥削，是贫苦百姓的一种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也过于简单，作为曾经的“党员干部”，他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社会价值的评估，才好就事论事，“简政放权”。
对于国家而言，人丁税主要具备两个积极意义：一是财政意义，二是起到调节控制人口的作用。
人丁税的财政意义即是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贫富分化不甚严重的封建社会前期，税收适宜以人丁税为主。其原因在前文中已作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自唐代后期起，人丁税的优势逐渐丧失，越发成为官府的额外敛财手段和对广大下层民众的苛扰，必然结果是走向没落直至消亡。
人丁税的另一个作用是调节控制人口，这乃是其他税种所无法匹及的。其中首先体现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增加人丁税的税额，就是加重纳税人与其家属的负担；向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或少年征课人丁税，则意味着其家长将增添一份负担。对于封建时代多数经济本不宽裕的农户而言，因而不得不在准备增添丁口时考虑这一因素。（下文南宋生子不举的事例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制约了人们开垦荒地的规模和粮食布帛的产量，物质条件的有限和人口增长的无序间往往构成尖锐的矛盾。如若这样的矛盾光靠自然力来予以调节，则必然显现出滞后性和残酷性，因而需要人类自身加以充分预见并着手协调。而人丁税恰恰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人口激增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与延缓了人口与物质条件间矛盾的激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反过来，减免人丁税就意味着鼓励人口增长。
自清圣祖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二百多年里，全国人口从不足一亿激增至突破四亿大关，人口普查的阻力大大减弱固然是一个因素，取消人丁税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汉惠帝时通过向未婚女子征收相当常人五倍的人头税，以推动人口增长，虽采用的方法不同，其作用是相同的。）其次体现在控制人口流动上。人丁税一方面可以起到控制职业流动的作用。汉代对商贾加倍征收算赋，便有着贬抑商人，抑制弃农经商的意图——重农抑商在早期封建社会可保障农业劳动力，稳定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人丁税也有着控制人口地域流动的效果。上文中已提到，征收人丁税以较为完善的户籍制度为前提，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即是将人口固定于一定土地之上，限制人口任意流动，以保证税赋得以顺利征收。一般说来，历史上征收人丁税时期的户籍制度较其他时期而言更为完善，可见人丁税与户籍制度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任何事物均有正反两面性，人丁税也不例外。其导致的两大问题是虚报户籍、隐蔽人口的产生和遗弃婴儿的现象。既然人丁税是依照户籍征收的，因而总有不少百姓在户籍登记时虚报年龄，诈老诈小，或者干脆逃避户口登记，以求减轻或免去人丁税负担。这样一来不仅给人丁税税收带来损失，还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其他赋税收入及徭役、兵役的征发，也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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