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节(7/8)
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其次，从其实施的现实背景来看，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令，试行于五十五年的广东，推广于雍正初年。当时正值康雍乾盛世，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国用充裕，社会安定。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还援引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有关数据以资说明，即“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也认为，“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十八世纪达于高峰。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赋税改革，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时的财政冲动，而更多的是通过赋税制度这一联系千家万户的大政的优化，来达到长治久安；应视为一种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态。
众所周知，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政治上高压震慑，即后人熟知的兴文字狱；经济上迂回徐进，先是频繁蠲免钱粮，继则“永不加赋”，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
另外，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自然也要彰显政绩，光大恩德。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
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李曜如今，正需要这样的氛围，不仅是稳定人心，而且还要养望。
养望养望，怎么养？坐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显然只能养肉，要养望，就必须……分利于众！
但正如之前他反问何知浅的那句话，万民，是否包括“肉食者”？从他要行“摊丁入亩”来看，“肉食者”们显然是不会太满意的了。从免税到交税，任谁也会不满意，除非他是圣人。这也正是李曜之前提到“尚未与王抟相公提及”的原因。
如今的李曜，已经是随时随地“养望”了。王宗范纵然是被俘之将，此时李曜也丝毫不摆架子，不做隐瞒地道：“天下万法，虽万变不离其宗，但该改之时便须及时修改，如今两税法弊端渐显，是到修订之时了。我欲使天下丁税皆免，有产者按田亩缴税，上至圣人，下至农商，均不免除。”
此言一出，别说何知浅与王宗范，便是打算“再看一看”的黄崇嘏都震惊了，下意识惊呼：“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六)
“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李曜闻言，朗声长笑。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德宗时，因朝廷拮据，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并且废除其余名目的租税。两税法即朝廷以当地现有的男丁与田地数为依据，划分等级，规定分两次于夏天、秋天纳税。而商人是以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于所在的州县纳税。其税额，原本用钱为单位，到穆宗时以布代替。这样一来，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纳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两税法虽然简化赋税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废除，使得户籍持续陷入混乱
其次，从其实施的现实背景来看，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令，试行于五十五年的广东，推广于雍正初年。当时正值康雍乾盛世，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国用充裕，社会安定。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还援引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有关数据以资说明，即“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也认为，“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十八世纪达于高峰。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赋税改革，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时的财政冲动，而更多的是通过赋税制度这一联系千家万户的大政的优化，来达到长治久安；应视为一种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态。
众所周知，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政治上高压震慑，即后人熟知的兴文字狱；经济上迂回徐进，先是频繁蠲免钱粮，继则“永不加赋”，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
另外，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自然也要彰显政绩，光大恩德。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
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李曜如今，正需要这样的氛围，不仅是稳定人心，而且还要养望。
养望养望，怎么养？坐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显然只能养肉，要养望，就必须……分利于众！
但正如之前他反问何知浅的那句话，万民，是否包括“肉食者”？从他要行“摊丁入亩”来看，“肉食者”们显然是不会太满意的了。从免税到交税，任谁也会不满意，除非他是圣人。这也正是李曜之前提到“尚未与王抟相公提及”的原因。
如今的李曜，已经是随时随地“养望”了。王宗范纵然是被俘之将，此时李曜也丝毫不摆架子，不做隐瞒地道：“天下万法，虽万变不离其宗，但该改之时便须及时修改，如今两税法弊端渐显，是到修订之时了。我欲使天下丁税皆免，有产者按田亩缴税，上至圣人，下至农商，均不免除。”
此言一出，别说何知浅与王宗范，便是打算“再看一看”的黄崇嘏都震惊了，下意识惊呼：“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六)
“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李曜闻言，朗声长笑。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德宗时，因朝廷拮据，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并且废除其余名目的租税。两税法即朝廷以当地现有的男丁与田地数为依据，划分等级，规定分两次于夏天、秋天纳税。而商人是以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于所在的州县纳税。其税额，原本用钱为单位，到穆宗时以布代替。这样一来，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纳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两税法虽然简化赋税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废除，使得户籍持续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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